现实总是复杂的。本刊上期以封面报道位置发表“镉米杀机”一文，揭示中国稻米重金属污染现状。文章发表后，海内外反响强烈，其中，既有广大读者的焦急、愤懑、关注和期待，也有一部分人的异议。异议可称为三“无”。
一曰“无可奈何”。认为该文所述并非秘密，而是司空见惯的事实。如此普遍的污染，怎么治理得了？既然没办法，又何必“捅”出来？
二曰“无足轻重”。认为中国的土壤污染并不严重，镉污染更是有限。纵使吃了镉米，也不一定会患日本曾出现的“痛痛病”，何必大惊小怪？
三曰“无动于衷”。前述“二无”虽然观点相反但结论相若，都主张不必直面镉米和土壤重金属污染风险，既如此则更不必有所行动。于是，多处地方或由官员或由专家出面，表示本地流入市场的大米没有问题；本应做出反应的中央主管部门及污染严重地区的政府均保持沉默。
我们对“三无”态度完全不能接受。
既然超标镉米的广泛存在已是不争事实，公众首先就要有知情权。镉米当然不是氰化钾，食用镉米并不意味着快速中毒乃至死亡，而且中国目前的镉米超标还不很严重，但这对于身处镉米威胁中的人来说，不过是不幸中之万幸。因为镉之于人体的有害性毕竟是公认的，事实上重金属中毒往往是慢性中毒，在几十年后才出现临床反应。更何况，在广西、湖南的某些地区，已经发现重度污染的镉米，某些村落已经有多名村民出现镉中毒症状，而这些地区仍在种植、出售和食用受到严重镉污染的稻米。倘政府对此毫不设防，危险就在每一个人身边。
同样需要晓喻公众并引起关注的还包括更大范围的土壤重金属污染。根据各个污染区的不同情形，稻米中超标的有害重金属不只是镉，还可能包括铅、砷、汞、铜、锌等。除了稻米，其他农作物同样有可能受到重金属超标的影响。重金属污染畅行无阻，正是最令人担忧之处。
近年来，中国对“食品安全”的重视程度有所提高，而“食品安全”的核心挑战就是土壤污染。环保部门早已承认，中国土壤污染的总体形势相当严峻。据估算，全国每年受重金属污染的粮食达1200万吨，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超过200亿元。土壤污染造成有害物质在农作物中积累，并通过食物链进入人体，引发各种疾病，最终危害人体健康。
土壤重金属污染并非某一届政府的责任，而是长期应对不力结下的苦果；土壤污染治理，恰为环境治理的难中之难。不过，这绝不能成为政府对此视而不见、无所作为的理由，更不能因为担心公众恐慌而隐瞒真相或是大事化小。“镉米杀机”所展示的环境挑战和健康威胁应当成为契机，实施综合治理再也不应等待下去了。
综合治理需要信息透明在先。应当承认，近年来，环保部、国土资源部和农业部等部门均从不同方向，对土壤污染、粮食污染情况展开大量调查研究。这些调查结果并非“机密”，应当尽可能公之于众，方便查询，既为研究者及各级决策者提供信息支持，也有助于动员全社会力量参与治理。以调查结果为依据，政府加大投入，推进重金属污染对人体健康影响的研究，推进治理污染的科研实验，亦为紧迫的基础性工作。
治理土壤污染比治理空气污染和水污染更加艰难。日本在1970年颁布《农业用地土壤污染防治法》，开始了漫长的污染土壤修复，至今未达终点。中国也将经历这样的“苦难的历程”。在此过程中，政府的决心和执行力正是关键，而土壤污染立法也应提上议事日程。
中国还亟须建立环境健康干预体系，实现对重污染地区的监测和预警，以及污染受害者的救治和赔偿。环境污染造成的健康危害需要长期积累才会显现。可以预见，今后数十年间，中国重金属污染形势会有所好转，重金属污染引发的环境健康危机却将处于高发期。
今日中国之土壤重金属污染已经相当严重，但还没有演化成全局性生态灾难，政府作为的空间仍然比较大，周边国家和地区的经验、教训也足资借鉴。不过，如同其他众多问题一样，土壤重金属污染的治理涉及多个部门，极易遭受体制不顺之累。而且，个别地方政府还以治理污染为借口，将农业用地随意改为建设用地。如果相关部门协调不畅甚至相互掣肘，则本已困难重重的土壤重金属污染防治便很难看到希望。从这个意义上说，清除土壤污染的前提是清除官员的意识之污、体制之亏，“镉米杀机”所昭示的挑战是深层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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