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畜牧业产出不断增长，畜产品产量经过快速增长后进入低速增长阶段。居民消费结构升级促进牛羊肉进口大幅增加，国内新增的乳制品需求主要通过进口得到满足，禽蛋进出口大幅下降后长期停留在低位水平，畜产品进口来源呈现更加多元化格局。肉类和禽蛋价格持续大幅波动，生鲜乳价格低位徘徊的同时乳制品价格持续上升。畜牧业养殖成本的规模效应因畜种而异，但动态看畜牧业规模养殖的成本节约效应比较明显，养殖业整体盈利状况稍有改善。为促进畜牧业健康持续发展，应加强畜产品质量监督，提高畜牧业国际竞争力；健全市场信息服务体系，合理引导畜产品生产与流通；提高畜牧业产业组织化水平，完善产业链利益联结机制。
1 畜产品生产形势
自20 世纪80 年代国家放开猪肉、蛋、牛奶等畜产品价格后，畜牧业加快发展，其总产出呈不断增长趋势。但自2000 年以来，畜牧业总产值增速放缓，其占农林牧渔业总产值的比重在2008 年达到最高值35.5%后由增长趋势转为下降趋势，2019 年该比重下降至26.7%。经过快速持续增长后，当前中国肉类和牛奶生产均处于徘徊状态，其中肉类总产量于2010 年进入徘徊阶段，2015 年以来甚至呈下降趋势；而牛奶总产量在2008 年“三聚氰胺”事件以后进入徘徊阶段；禽蛋产量则是自1997 年开始进入低速增长阶段。
中国畜产品生产大致可以分为3 个阶段（表1），对于肉类生产而言，2000 年以前为快速增长时期，1980—2000 年，中国肉类产量从1 205.4 万t 增加到6 013.9 万t，年均增长8.4%；2000—2010 年为低速增长时期，肉类总产量年均增长率为2.9%；2010—2019 年为徘徊时期，由于2019 年肉类减产幅度较大，该阶段肉类产量年均增长率为-0.3%，2019 年肉类产量为7 758.8 万t。
对于牛奶生产而言，2000 年之前为缓慢增长时期，1980—2000 年牛奶产量从114.1 万t 增加到827.4 万t，年均增长10.4%；2000—2008 年为快速增长时期，牛奶产量年均增长17.5%；2008 年至今为徘徊时期，该期间由于牛奶质量安全事件频发及消费者信心不足，牛奶产量在2008 年的水平上下波动，2019 年牛奶产量为3 201.2 万t，2008—2019 年年均增长率仅为0.6%。
对于禽蛋生产来说，1996 年之前为高速增长阶段，1982—1996 年年均增长14.9%，期间多数年份同比增幅都在10% 以上；1997 年禽蛋产量出现改革开放之后的首次负增长，此后禽蛋进入低速增长阶段，1996—2019 年年均增长2.3%。2019 年，猪肉产量因非洲猪瘟疫情出现大幅下降，禽蛋作为动物蛋白的重要替代性来源，产量出现近10 年最大同比增幅。
从肉类生产结构来看，受消费习惯和价格的影响，猪肉一直是主要的肉类生产和消费产品。随着经济的增长和居民消费结构的转型升级，在基本的动物源蛋白和热量消费需求得到满足的基础上，肉类消费必然向多元化结构转变。在此过程中，猪肉产量所占肉类总产量的比重呈下降趋势，但仍为第一大肉类品种；禽肉因为价格优势产量增长明显，始终为第二大肉类产品；牛肉和羊肉产量占比相对较低，但其产量均呈平稳增长趋势。1980—2019 年，猪肉产量占肉类总产量的比重从94.1% 下降到54.9%，牛肉产量占比从2.2% 提高到8.6%，羊肉产量占比从3.7% 提高到6.3%；1985—2019 年，禽肉产量占比从13.3% 提高到28.9%（表1）。
2 畜产品贸易形势
2.1 消费结构升级促使牛羊肉进口大幅增加
中国自2008 年首次出现肉类贸易逆差以来，肉类产品的进口规模和进口依存度大幅提高。猪肉进口量2009 年以来快速增长，牛肉和羊肉进口量2012 年以来有较大幅度增长（图1）。2009—2019 年，猪肉进口量从13.5 万t增加到199.4 万t，占国内产量的比例从0.3% 提高到4.7%。2012—2019 年， 牛肉进口量从6.1 万t 增加到166.0 万t，占国内产量的比例从1.0% 上升到24.9%。羊肉进口量从12.4 万t 增加到39.2 万t，占国内产量的比例从3.1% 上升到8.0%。但自2010 年以来禽肉进口量总体上保持平稳态势，一直在50 万t 上下波动。2019 年猪肉价格暴涨引起对替代性肉类品种的需求大幅增加，导致禽肉进口量大幅上升到79.7 万t。与2010年相比，2019 年国内禽肉产量和进口量均大幅提高，进口量占国内产量的比例变化不大，2010 年该比例为3.2%，2019 年小幅提高到3.6%。
与进口量相比，中国肉类出口规模较小，2019 年中国猪牛羊禽肉进口量为484.3 万t，而出口量为54.1 万t，其中禽肉出口量为51.2 万t，占猪牛羊禽肉出口量的94.7%，猪肉、牛肉和羊肉的出口量分别为2.7 万t、218.0 t、1 954.3 t。忽略库存因素，假设总产量与净进口量之和（表观消费量）代表总需求量，那么2000—2019 年，国内猪肉新增需求的38.9%、牛肉新增需求的51.5% 和羊肉新增需求的14.3% 要靠进口来满足，禽肉新增需求完全由国内供给满足。如果以产量与总需求的比值来衡量自给率，2000—2019 年，中国猪肉自给率从99.8% 下降到95.6%，牛肉自给率从100.2% 下降到80.1%，羊肉自给率从99.5% 下降到92.6%。与猪肉和牛羊肉不同，这一时期国内禽肉产量的增长量超出需求的增长量，禽肉自给率从97.6% 提高到98.8%。
从整个肉类消费结构来看，猪肉和禽肉消费未来将保持稳定，动物蛋白消费的主要增量在于牛羊肉与水产品，猪肉进口将保持稳定并略有增长。近年来，中国牛肉和羊肉进口规模大幅增长的原因在于：一方面，国内肉类消费结构快速升级，猪肉消费趋于饱和，牛羊肉消费量快速增长，但国内牛肉、羊肉已经无法满足国内消费需求，必须通过进口满足，由此带来牛羊肉进口快速增长；另一方面，国际贸易环境促进了牛羊肉的进口，2008 年以来中国先后与牛羊肉生产大国新西兰、澳大利亚签订自贸协定，2015 年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逐步开放内陆地区进口肉类指定口岸，同年解除巴西牛肉进口禁令，并于2017 年全面解除持续13 年之久的美国牛肉进口禁令。2018 年和2019 年牛羊肉进口规模的增加除了受以上因素的影响外，也受到非洲猪瘟导致的牛羊肉对猪肉的替代消费需求增长的影响。
2.2 新增乳制品需求主要通过进口得到满足
从20 世纪90 年代中期开始，中国就已经成为乳制品净进口国，且乳制品进口量远远大于出口量，贸易逆差呈现扩大趋势。
2006—2019 年，中国乳制品进口总量从34.78 万t 增加到297.3 万t，进口总额从5.58 亿美元增加到111.3 亿美元。其中，2006—2019 年干乳制品进口量从34.33 万t 增加到204.9 万t，液态奶进口量从0.46 万t 增加到92.4 万t（图2）。中国乳制品出口量很小，主要出口产品多年来一直以广东供应香港的鲜奶为主。2019 年，中国出口乳制品5.4 万t，其中干乳制品出口量为0.9 万t，液态奶3.0 万t。2019 年乳制品净进口291.9 万t，折合原料奶1 730.9 万t，相当于国内牛奶产量的54.1%。2019年全国奶类总产量为3297.6 万t，当年中国奶源自给率约为65.6%。2008 年以来，在原料奶产量徘徊不前的情况下，国内95.6% 的新增乳制品消费需求是通过进口得到满足的。
分品种来看（图2），中国进口的干乳制品主要是原料奶粉和乳清粉，原料奶粉被用于包括UHT 液态奶在内的乳制品生产，从奶源供给角度对国内原料奶具有替代性，原料奶粉大量进口直接抑制了国内奶牛养殖业发展。2019 年中国原料奶粉进口量为101.5 万t，乳清粉进口量为45.3 万t，这两项折合原料奶的进口量就分别达到811.8 万t 和362.7 万t。在经历了多年快速增长后，婴儿配方奶粉的进口量增幅有明显下降，2019 年进口量为34.5 万t，同比增长6.5%。液态奶进口量在经过多年快速增长后增速原本有所放缓，但是在猪肉供给与消费需求因非洲猪瘟疫情受到较大抑制的情况下，2019 年乳制品消费需求快速增长，进而驱动液态奶进口大幅增加。2019 年，液态奶进口量同比增长31.3%，其中鲜奶进口量同比增长32.3%，酸奶进口量同比增长9.6%。
2.3 禽蛋进出口大幅下降后长期停留在低位水平
禽蛋进出口与肉类、乳制品存在显着差异（图3）。首先，禽蛋进口量一直处于很低的水平。其是自2004 年进口量从上年的2 783.5 t 断崖式降至9.2 t 之后，禽蛋进口量长期停留在微量水平，2006 年最高时只有214.6 t，多数年份不足100 t。其次，禽蛋出口量一直高于进口量。2010 年之前禽蛋出口量基本都在100 万~150 万t，自2010 年骤降至10.5 万t 后一直在10 万t 上下变动。2010 年以来，禽蛋净出口量也是在10 万t 左右。
2.4 进口来源呈更加多元化格局
2009 年以来，随着中国肉类进口规模的急剧增长，肉类进口来源结构也经历了较大变动，整体呈现进口来源多元化趋势。2009年中国猪肉进口来源国有美国、加拿大、丹麦、西班牙、法国等5 个国家，2019 年中国新增16 个国家的肉产品准入，猪肉产品准入国家达到20 个，其中西班牙、德国、美国等是当前猪肉进口的主要来源国。
2013 年之前，中国一半以上的进口牛肉来自澳大利亚，之后从乌拉圭和巴西进口的牛肉数量在不断增长，2016 年以来，巴西一直是中国牛肉第一大进口来源国，2019 年来自巴西的牛肉进口量占比为24.1%。
比较而言，中国羊肉进口格局相对稳定，近年来，96% 以上的羊肉来自新西兰和澳大利亚，2019 年从新西兰和澳大利亚进口的羊肉占比分别为53.4% 和44.2%。
以2010 年为拐点，中国禽肉进口来源从以美国占绝对多数向以巴西占绝对多数、拉美为主要来源地转变，2013 年以来巴西均为中国禽肉第一大进口来源国，2019 年来自巴西的禽肉占67.4%（表2）。
当前，中国乳制品进口主要来自新西兰、美国、法国、荷兰、澳大利亚、法国等乳业发达国家（表2）。自1999 年以来，新西兰一直是中国乳制品进口的第一大来源国，2008 年中国与新西兰建立自由贸易区以后中国自新西兰进口量更加快速增长。2019 年，按折合原料奶的数量，中国从新西兰进口乳制品的数量占总进口量的46.4%。分品种来看，新西兰是当前中国原料奶粉、鲜奶、奶油和奶酪的第一大进口来源国，美国是乳清的第一大进口来源国，荷兰是婴幼儿配方奶粉的第一大进口来源国，而德国是酸奶的第一大进口来源国。中国乳制品在进口来源国呈现多元化的同时，也具有进口集中度较高的特征，尤其是奶油、奶粉和酸奶进口集中度更高，2019 年中国奶油进口量的83.0% 和奶粉进口量的74.4% 来自新西兰，酸奶进口量的75.1% 来自德国。
3 畜产品市场形势
3.1 肉类价格持续大幅波动
2001—2013 年的价格数据显示，中国肉类价格波动从长期来看存在明显的波动上升趋势，其中，猪肉和鸡肉的价格波动以周期波动为主，牛羊肉价格以上涨趋势为主。2013 年以来，国内猪肉价格经历了“波动下滑- 波动上升- 大幅下降”的变动趋势（图4-A）。
2013—2014 年生猪养殖效益下降推动生猪养殖去产能，2015 年猪肉供求关系发生逆转导致价格下降。在季节性波动与长周期的上涨期叠加影响下，2015 年3 月底猪肉价格开始反弹，之后一直波动上行。2016 年下半年以来，生猪供给增加和经济增速放缓带来国内猪肉消费不振，综合因素导致猪肉价格持续下滑。2018 年下半年猪肉价格回暖，在非洲猪瘟疫情及环保政策实施等因素共同作用下，2019 年下半年以来猪肉价格暴涨，到年底最高价格接近59 元/kg。
2016年之前鸡肉价格呈大幅上升趋势，2017 年受H7N9 疫情及2016 年鸡肉进口增加的影响，鸡肉价格大幅下降；2017 年以后，在居民肉类需求增加及猪肉价格上涨引起的替代性消费需求增加的作用下，鸡肉价格也大幅上涨，2019 年底鸡肉价格接近26 元/kg。
2014 年之前国内牛肉和羊肉价格均经历了大幅持续上涨，到2014 年年初牛肉和羊肉价格分别达到65 元/kg和68 元/kg 的高点（图4-B）。之后牛肉价格在基本稳定的基础上呈现季节性波动，而2014 年以来受小反刍兽疫疫情导致的外销受阻和需求减少、进口羊肉增多等因素影响，羊肉价格呈持续下跌趋势，到2016 年10 月降到历史最低点。2017 年下半年以来，国内牛肉和羊肉价格呈上涨趋势，2019 年底牛肉和羊肉价格分别达到82 元/kg 和80 元/kg 的高位。牛肉和羊肉价格走势均表现为季节性波动，年初在春节期间消费需求增加的影响下价格上涨，年中价格先下降后上升主要受大多数居民的“夏天少冬天多”的牛羊肉消费习惯影响。2018年下半年以来非洲猪瘟疫情促进了牛羊肉对猪肉的消费替代，强化了牛羊肉2019 年下半年价格上涨的趋势。
3.2 生鲜乳价格低位徘徊与乳制品价格持续上升并存
2013年以来，国内生鲜乳价格经历了“大幅上涨- 快速下跌-低位徘徊- 低位周期性波动”的走势。2014 年2 月至2015 年3 月，生鲜乳价格在经历大幅上涨后又快速下降。之后，由于乳品质量安全事件负面影响的延续，加上进口低价原料奶粉的冲击，消费需求增长缓慢，国内生鲜乳价格长期在低位周期性波动。2019 年，同样受到非洲猪瘟疫情的影响，国内乳制品供需偏紧，生鲜乳价格上升明显，最高价格接近4 元/kg。与生鲜乳价格波动趋势不同，2013 年以来，中国乳制品价格持续攀升（图5）。根据商务部市场监测数据，2013—2019 年，国内液态奶平均零售价格从11.2 元/kg 增长到13.4 元/kg，提高了19.6%。同期，国产品牌的婴幼儿配方奶粉平均零售价格从156.2 元/kg 增长到189.5 元/kg，提高了21.3%。
按生鲜乳价格环比变化情况， 将2013 年1 月至2019 年12 月的84 个月分为环比上升、环比持平和环比下降3 组。其中，在生鲜乳价格环比上升的有43 个月，生鲜乳价格环比平均增长1.2%，液态奶零售价格环比平均增长0.5%；在生鲜乳价格环比持平的有2 个月，液态奶零售价格环比平均增长0.4%；在生鲜乳价格环比下降的有39 个月，生鲜乳价格环比平均下降1.0%，液态奶零售价格环比平均增长0.2%，可以看出生鲜乳价格与终端乳制品价格变化的非对称性。
生鲜乳价格低位徘徊与乳制品价格持续上升并存的现象表明，奶业消费市场波动带来的风险和损失主要是由养殖环节承担的。奶牛养殖环节的弱势地位源于不合理的产业组织结构和不完善的产业链联结机制。原料奶收购是数量少、规模大的加工企业与数量多、规模小的养殖户之间的交易，属于典型的寡头垄断格局，加工企业在收购价格和收购量等方面都掌握话语权，养殖户通常被控制在生存或微利的经营状态，这决定了奶农的脆弱性和对市场波动的敏感性。
3.3 禽蛋价格在快速增长后率先回落，面临供需失衡风险
根据农业农村部监测数据，自2014 年下半年至2017年上半年，禽蛋价格经历了持续性下降（图6）。全国月平均价格从最高时的12.2 元/kg 降至最低时的6.9 元/kg。之后禽蛋平均价格快速回升至10 元/kg 左右的水平，2018 年维持在这个水平上下波动。2019 年初，受非洲猪瘟疫情和猪肉价格大幅增长的影响，禽蛋价格也出现快速增长。2019 年3—10 月，禽蛋平均价格从9.0 元/kg升至12.5 元/kg 的历史高点，增长了38.9%。由于供给能力更快增长，2019 年11 月，禽蛋价格先于各肉类品种出现小幅回落。与之相比，猪肉价格出现短暂回落后又有较大上升，牛肉、羊肉价格则持续增长，禽肉价格也因为产能过快增长于2019 年12 月开始回落。
4 畜牧养殖业成本收益分析
4.1 养殖成本的规模效应因畜种而异
对于生猪、肉牛、肉羊和肉鸡而言，其养殖成本主要为饲料成本、仔畜成本和人工成本；而对于奶牛而言，其养殖成本主要是饲料成本、人工成本和固定资产投资折旧。从总成本各项构成的变化情况来看，畜牧业总成本的变动趋势主要受饲料成本的影响。以奶牛养殖为例，2006—2018 年，奶牛养殖的人工成本、固定资产折旧及土地成本都呈逐年上升的趋势，而饲草料尤其是精饲料投入的变动与总成本的变动趋势一致，即以2014 年为分界点呈现“先增长后下降”的走势。
近年来，国家采取多项措施积极推动畜牧业规模化和标准化发展，畜牧业养殖呈现散养户快速退出、大规模养殖占比持续增长的趋势。从不同养殖规模的成本比较来看，生猪和肉鸡养殖的规模效益明显，奶牛养殖却表现出规模不经济（表3）。2018 年，生猪和肉鸡养殖单位主产品的成本随着规模的扩大而下降，生猪小规模、中规模和大规模养殖的成本分别比散养低13.3%、16.1% 和16.3%；肉鸡中规模和大规模养殖的成本分别比小规模养殖低2.1% 和5.6%。对于奶牛，2018 年虽然小规模养殖的单位主产品成本比散养低6.3%，但中规模和大规模养殖成本却比散养分别高5.9% 和6.3%。
动态来看，畜牧业规模养殖在成本节约方面的作用比较明显，随着规模的扩大，单位主产品养殖成本增幅呈下降趋势（或者下降幅度不断增大）。2013—2018年期间，生猪散养单位主产品成本下降4.6%，而小规模、中规模和大规模养殖成本分别下降7.2%、8.2% 和8.9%；肉鸡小规模养殖单位主产品成本上升2.4%，虽然中规模养殖成本增长幅度略高于小规模，为2.8%，但大规模养殖成本不但未增加反而下降了5.7%；奶牛散养户养殖成本增长5.5%，小规模养殖成本未发生变化，中规模养殖成本增加1.7%，而大规模养殖成本降低8.4%。
4.2 养殖业盈利状况稍有改善
近年来，畜牧业养殖盈利情况波动较大，且不同畜种之间的波动趋势也不尽一致。2019 年猪粮比整体呈大幅上升趋势，全年均值为9.9，比2018 年高55.7%；全年猪粮比均在6:1 盈亏平衡线以上（图7），生猪养殖盈利水平大幅提高，这主要是非洲猪瘟疫情引起生猪产能持续下降进而导致活猪价格大幅上涨的结果。2019 年11 月以来随着活猪价格的小幅回落，猪粮比也从10 月底的18.3 高位下降到16左右，生猪养殖的盈利水平有所下滑。根据农业农村部畜牧业监测预警专家团队的研究，2019 年全年生猪养殖盈利高达660 元/ 头。
2019 年，国内奶牛养殖效益持续提高。根据国家奶牛产业技术体系牧场监测数据计算生鲜乳价格与单位成本的比值，从2018 年年均1.1 提高到2019 年的年均1.2。从反映奶牛养殖经济环境的奶饲比来看，2019 年下半年奶业主产省的奶饲比稳步增长，且明显高于上年同期（图7），2019 年年末达到1.6，已超过1.5:1 的盈亏平衡点。2019 年国内奶饲比的平均值为1.5，虽然仍低于根据IFCN 数据计算的国际平均水平，但同比增长7.7%。
5 促进畜牧业持续健康发展的对策建议
当前中国畜牧业经济仍然面临诸多挑战：一是在国内生产增长缓慢和居民消费结构不断升级的共同作用下，畜产品贸易逆差不断扩大，对国内畜牧业发展产生较大冲击；二是畜产品市场价格波动剧烈，不利于形成稳定的生产预期和消费预期；三是畜牧业产业链利益联结机制不完善，市场波动带来的风险和损失主要由养殖环节来承担。为此建议采取以下措施促进我国畜牧业健康持续发展：
第一，加强畜产品质量监督，提高畜牧业国际竞争力。消费者对国内食品安全质量缺乏信心，进口畜产品主要满足国内消费多元化和高端消费需求。为了缓解畜产品大量进口对国内畜牧业发展的冲击，中国需提高畜牧业国际竞争力，特别是要加强畜产品质量监督以提高畜产品质量和品牌竞争力。在监管工具选择上，逐步减少政府直接干预生产经营主体准入和经营等决策的经济性监管措施，重点向社会性监管转变，更多地在产品标识、质量要求、信息披露等方面明确标准，一视同仁地加强监管。在监管主体上，要逐步由政府监管为主向全社会共同参与监管转变，重视广大消费者的监督，畅通消费者信息反馈渠道。
第二，健全市场信息服务体系，合理引导畜牧业生产和流通。畜产品价格剧烈波动是国家政策调整、畜禽疫病、生产成本变动、畜产品生产周期及供求弹性变动等因素共同作用引起的，降低以上因素对畜产品市场的影响需要改善信息传导不畅通、信息发布滞后等现状。为此，需要从全国层面统一规划健全畜产品市场信息服务体系，科学适度地通过网站、杂志和报纸等媒体向养殖户、流通企业、中介组织提高国内畜产品生产、供需、加工、疫病等信息。同时，鼓励建立畜产品行业协会作为政府相关部门联系广大生产者的纽带，通过行业协会的信息传播科学引导生产。
第三，提高畜牧业产业组织化水平，完善产业链利益联结机制。畜牧业发展中养殖环节处于弱势地位，不利于养殖户的长期发展，这主要源于产业化组织化水平较低导致产业链上不合理的利益分配格局。改善这种不完善的产业链利益联结体制，一方面要积极搭建产销对接平台，促进养殖环节和加工环节建立产销合作机制，发展订单养殖和合同生产，鼓励种养加一体化发展；另一方面需要借鉴国际经验发展区域性和全国性的合作社联合社或畜产品协会，提高养殖户的组织化水平和在整个产业链中的话语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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