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上述两项事件目前尚无定论，但旷日持久的草甘膦致癌之争又起波澜。在经过了长期的使用和科学评估之后，草甘膦致癌疑云何时才能彻底消除？
加州判决有何影响
草甘膦是上世纪70年代由孟山都化学家合成的一种除草剂的活性成分，在杀除野草方面有奇效，一经发明就受到农民欢迎。
但是，有些作物天生抗草甘膦，有些则不然，如大豆。如若施用草甘膦除草剂，大豆会和杂草一同死亡。因此，在转基因技术登上农业舞台之后，科学家培育出了抗草甘膦大豆，使其迅速推广种植。目前，草甘膦是全球农业生产中使用最为普遍的一种广谱灭生性除草剂，更多用于非转基因作物。
自草甘膦开发应用以来，多家国际权威机构对其安全性进行过科学评估，均认为其不大可能对人类有致癌风险，这也是草甘膦得以大规模应用的基础。
然而，2015年3月，位于法国的国际癌症研究机构（IARC）将其列为2A类致癌物。这一结果被广泛引用，也是支持此次加州法官作出判决的主要依据。不过，美国加州目前尚未正式启动将草甘膦列入致癌物的立法程序，因此草甘膦在法律层面尚未被判致癌。
孟山都亚洲及非洲区企业事务总监高勇在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该判决没有遵照美国农药监管机构即美国环境保护署（EPA）的结论， 反而听从IARC, 一个操作不透明的外国团体的意见，这违反了加利福尼亚州和美国宪法。”
此外，针对论文代写的指控，孟山都回应称该论文符合科学界同行评议出版规范。被指控代写的William Heydens博士也以宣誓的方式解释了自己在其中的作用是文字编辑，因此才会出现在致谢部分。
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教授罗云波在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指出，虽然该事件目前尚无定论，但判决会对公众产生较大影响，大家很可能会简单地将癌症与草甘膦挂钩。
IARC是否权威
实际上，自草甘膦开发应用以来，一直受到美国环境保护署、美国农业部、欧盟委员会、世界卫生组织等众多机构的数次致癌评估，通过广泛的毒理学实验，全球进行了总数超过300个的独立毒理学研究，最终认定不太可能对人类致癌。今年3月15日，欧洲化学品管理局刚刚宣布，草甘膦可以被安全使用。
中国水稻所原生物工程系主任王大元对《中国科学报》记者说：“世界卫生组织的下属4个有关机构，有3个不同意‘草甘膦可能致癌’的观点。而IARC不具备审批草甘膦是否有毒的资质，因为IARC并不做实验研究，评级参考的是其他研究机构给出的文献。”
实际上，IARC对2A级致癌物的定义是“较可能致癌”，与草甘膦一起被列为2A级的还包括油炸食品、红肉、理发师、夜班等。高勇认为，这表明IARC忽略了具体导致癌症的风险水平，即致癌的可能性有多大。
据介绍，目前评估农药安全风险的主要权威机构包括世界食品法典委员会、美国环境保护署和欧洲食品安全局三大机构，包括中国在内的各国政府基本上是参照上述三大机构来制定农药安全标准。
草甘膦的功与过
同传统除草剂相比，专家指出，草甘膦毒性更小。
罗云波表示，抗（耐）除草剂转基因作物首选草甘膦和草铵膦两种广谱除草剂，可以降低除草成本、提高效果、减少药害，同时对环境影响小，它们在土壤中能够迅速降解，几乎无水污染的潜在危险。他同时强调，即使有危害也要达到一定数量级才会产生，只需注意用量就能避免。
王大元也表示，草甘膦的使用替代了以往毒性较大的除草剂，相对而言是最安全的。转基因抗（耐）除草剂作物的大面积种植，使得传统毒性较大的二苯醚类、芳氧苯氧基丙酸类和环己烯酮类除草剂等迅速萎缩。
虽然草甘膦的优势明显，但对其质疑的声音始终难以平复。这同人们普遍将草甘膦和转基因挂钩大有干系。
目前商品化的转基因农作物中，80%是抗草甘膦转基因。对此，王大元指出：“在转基因大豆问世以前，草甘膦已经在欧美广泛使用了20年，转基因大豆本身与草甘膦的毒副作用毫无关联。”
王大元还告诉记者，美国60%的草甘膦除草剂施用于非转基因作物，甚至许多家庭花园也会使用。中国是草甘膦生产大国，生产量占全世界的70%，其中80%出口。由于国内没有批准转基因作物的种植，全部施用于非转基因作物。
北京大学现代农学院教授黄季焜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我们的研究发现，没有显着的证据证明草甘膦对身体健康有影响。对于转基因安全性的争论，希望能通过更多的科普传达科学声音，将争论保持在科学层面探讨。”
罗云波也认为：“科学传播是一个需要长期努力的过程，科学界应当不遗余力地进行科普，让公众提高判断力，消除偏见。”
中国农业科学院生物技术研究所研究员黄大昉对《中国科学报》记者直言：“如果没有充分可靠的科学根据，那就是一场游戏一场炒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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