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我国政府确定上海、重庆、宁波、郑州、杭州等5个城市开展跨境电子商务服务试点，2013年试点区域逐步推广至广州、深圳、青岛、平潭等10余城市，同时商务部、海关总署、质检总局等部门也相继出台了扶持政策，众多企业借着政策东风涌入跨境进口零售电商行业。近年来在经济疲软的大背景中，进口电商保持高于30%的年增长率，成为中国外贸经济的亮点。
以宁波栎社保税物流中心为例，该中心于2014年底开始试运行跨境电商集货模式，2015年6月又顺利开展备货模式，是浙江省内首个拥有“集货+备货”复合模式的进口跨境电商保税园区，实现了进口跨境电商发展的“双轮驱动”。
进口跨境电商作为外贸的新业态，在其快速发展中也遇到瓶颈和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政策依存度高，野蛮生长模式不可持续。2016年4月8日，财政部等部委联合发文开始实施跨境电商税改新政，对跨境电商税收进行规范和统一，对跨境电商进口商品实施“正面清单”管理，对部分商品提出准入要求。新政虽然暂缓到2017年底，但对进口跨境电商的业态发展影响巨大。该局在去年四季度对物流中心内57家电商企业进行了问卷调查，统计显示有75%的进口电商企业表示在政策过渡期将采取维持原状的经营策略，10%的企业表示将清库存，逐步退出市场。
监管趋向严格，与一般进口贸易的优势逐渐缩小。从2016年4月8日起，跨境电商实施新的税收政策，以往进口行邮税体系下的50元免税额度被取消，按购物总额的11.9%征收跨境电商综合税，且将个人跨境进口的单次交易限额规定为2000元，个人年度交易上限2万元，若超出将按一般贸易全额征税。尽管新政暂缓期规定的有关化妆品、婴幼儿配方奶粉、医疗器械等商品的注册、备案等制度暂缓实施，但是从保障消费安全出发，跨境电商监管不会成为真空地带。
监管风险凸现，跨境商品质量问题不容忽视。目前各跨境电商试点城市的检验检疫监管做法不尽一致，相关数据都是通过各自平台获取，各试点城市的监管信息尚未互通，形成信息孤岛，一定程度上造成各地检验监管严格与宽松的差异，容易形成监管漏洞，近年来跨境电商领域的职业打假案例呈快速增长态势，检验检疫机构在现有法律框架下缺乏有效应对手段。另外跨境电商准入门槛低，电商的规模普遍较小，不少企业质量安全意识淡薄，跨境商品质量良莠不齐，从跨境商品的线上和线下抽查中也屡次发现不合格商品。
促进进口跨境电商健康稳定发展，检验检疫部门责无旁贷。推进进口跨境电商“放管服”监管符合深化改革、转变政府职能的总体要求，检验检疫部门要从三个方面入手完善监管。
注重顶层设计，明确进口跨境电商贸易类别，实现“放更活”。“互联网+外贸”催生了跨境电商新业态，现有监管制度已不能适应其发展，无论是生搬硬套原有法规对其严管，还是不顾安全底线对其宽进，都是不合适的。对跨境电商这一新型贸易方式，必须从顶层设计出发，明确其不同于一般贸易的贸易类别，并建立完善进口跨境电商企业的准入、退出及消费者保障方面的法规，厘清跨境电商产业链上各相关企业的主体责任，加强涉及违法违规行为的追责力度。强化风险分析，推行分类分级管理和诚信管理，按照进口跨境商品的特性和风险等级，实施动态调整的正、负面清单管理制度。
创新监管模式，提升贸易便利化水平，实现“管更好”。针对跨境电商呈现碎片化特性，有批次多、数量少、面向个体消费者、交易频次高等特点，按照“源头可追溯、过程可控制、流向可跟踪”的原则，构建“事前备案准入+事中快速核放+事后全程监控”的进口跨境电商监管新模式。事前备案准入：对跨境电商企业和商品实行双备案制度，强化源头管理，对跨境电商的国外采购源头进行监管。事中快速核放：依托信息化技术，综合运用合格假定、合格评定等各种手段，实施“检”和“放”的分离，不影响商品的销售和物流，实现进口跨境商品“零等待”放行。事后全程监控：对进口跨境商品实施随机抽检、追踪溯源、消费者质量反馈和投诉处置等监控措施，对跨境电商实施诚信管理制度，对不合格商品建立追溯、扣留、强制召回、销毁、退运等处置程序，确保质量安全。
提升信息化水平，加快跨境电商监管平台建设，实现“服更优”。跨境电商的核心优势在于直接交易、集约物流、高效率低成本通关，检验检疫部门必须要借助信息化技术手段，建立全国性的进口跨境电商检验检疫监管平台，对内：集申报管理、风险布控、质量监管、追溯维权等功能于一体，掌握每一单商品交易、支付、物流等各项信息，实现各地监管标准化和数据互通；对外：与地方跨境电商公共服务平台和海关等监管系统对接，实现相关企业“单一窗口”申报和执法部门“三互”协作；与电商销售平台系统对接，及时掌握消费者对销售产品的质量评价和投诉等信息，使监管更加科学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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